来源:澎湃新闻
?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
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。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,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,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,是抵抗的。忠明与殉明,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,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,被认为是怯懦的、自私的和不道德的,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。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。
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。在中央,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;在地方,广西巡抚沈秉堃、安徽巡抚朱家宝、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是主动革命。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——各省咨议局,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,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。作为清朝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多有反叛,尤其是新军,在镇(师)、协(旅)两级的高级军官中,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,叛清的却大有人在。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,如伍廷芳、赵凤昌,都曾是清朝官员。张謇作为清朝状元,主动倒清,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,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。
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,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?此时发生了什么变化?国图附近现浮尸
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,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,讲的是“忠”。“忠”的核心自然是“忠君”妖精种植手册。清亡五十年前,咸同之际,儒家思想还催生出诸如曾国藩、江宗源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李鸿章、骆秉章、沈葆桢、丁日昌、郭嵩焘、刘铭传等等一大批忠义之士。但到了此时,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,但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,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。
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,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,不愿意为异族效忠;但大多数并不主张种族革命,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,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?
?严修与蔡元培
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两个重要人物,奥尼尔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和北京大学“永远的校长”蔡元培。
严修(1860-1929)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,进士出身,入翰林院。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,主持一省之学务。很可能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,他于1897年上奏,提议开经济特科。光绪帝接受了,相关的准备也正在进行,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项。至戊戌政变后,他请假回到天津,办理女学堂,自我学习西学,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。1902年,他应袁世凯之邀,任直隶学校司督办,是直隶(尤其是天津)近代教育的发起人和主持人。1905年血色苍穹,清朝成立学部,他任侍郎,1910年以病回天津,至袁世凯组织内阁,再任学部大臣。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。而在这一时期,他的思想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向新式教育转变,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。他对清帝的退位,似乎并不意外,是顺从的;对民国的创建,似乎也不意外,是欢迎的。他后来创办的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,已经看不到太多过去儒学或经学的特点。
蔡元培(1868-1940),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学训练,进士出身,入翰林院。戊戌政变后,请假回籍办理中西学堂,后到上海,参预办理澄衷学堂、南洋公学、中国教育会、爱国学社。1904年,他参预组织了光复会,后加入了同盟会(他有种族革命的思想)。1906年,清朝派翰林出洋,他销假回京申请,未能成行。次年,他随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到德国,入莱比锡大学旁听三年(孙宝琦曾给予他一定的资助),完整地接受了西学。辛亥革命时回国,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,是重要的革命党人。北洋时期,再次出洋赴法国。1916年回国,任北京大学校长,主校期间提出了“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思想。
严修与蔡元培,都是进士出身,都进入翰林院,都去了东洋或西洋,主动从传统思想中走了出来,并进行新思想、新学术的传播,开始办学。就清末时期而言,严修更多一点官方色彩,蔡元培更多一点民间色彩,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。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,他们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,并从事于思想革命。他们在当时和后来都是影响极大的人。
顺便地说一句,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,“爱国”一词已不是“忠清”,而是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。爱国学社的教员与学员,后来大多是反清的。
?叶昌炽的课题与废八股改策论
严修与蔡元培,是清朝最重要的学术机构——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中甲积分榜,或者说从传统主动迈入近代的人。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?
最近由于上课的原因,我在读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《缘督庐日记》,作者叶昌炽(1849-1917),苏州人,学问精深,今天被视为金石学家、文献学家。他于1889年中进士,入翰林院,1902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甘肃学政。1903年8月,他在兰州求古书院出了三道课题:
求古书院是兰州最重要的书院,此时的学问已经完全变化(叶昌炽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记中称:“省城兰山书院,督臣为政。求古书院,学臣为政。旧例也。青之驱魔师”)。第一题仍比较传统,叶昌炽此时在兰州,似乎也是颂“时周之命”。第二题我不知道今属大学哪个学系的专业内容?经济系、政治系、金融系、社会系似乎都有点关系。第三题是有所指的,即当时最为缺少的时务书。叶本人此类书籍不多,主要来源是西安。西安此类书籍也很少,兰州更少,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。而这些没有读过时务书或读过不多的兰州学子,又如何比较,如何回答?叶作为一省学政,须在各府、州进行科、岁两试。其中在巩昌府的院试,所出的生古题为:
其中第一、二题是“策”,叶昌炽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题(分别谈地平线和风的产生),特别说明“两策任择一题,无庸全作”,由此可用地方知识来补其西学之不足(《叶昌炽日记》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)。而他在西宁府的三试题中有:
从这样的课题出发,学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?叶昌炽不以西学见长,与冯桂芬、江标、费念兹、张之洞有交往。我很怀疑他对国际汇兑、地平钱、风和“学战”等课题是否有完整并大体准确的知识,也不知道他的评分标准,很可能由他的幕僚来操办之。他不是新学的一派。他这么做,是其职务使然。他所出的题目,应当被认为是晚清最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,表达的是官方的意志。
我读了这一年(光绪二十九年,1903)的叶昌炽日记,感受很深。我也知道相关的背景,即两年前,1901年,清朝宣布从明年起废八股,乡、会试皆试策论。叶不能不变。1906年,清朝又废学政,改设提学使,叶也就不再做官,返回乡里。他曾任江苏存古学堂历史、地理总校,民国后%